第156章 孔门四忧：修行的警钟[1/2页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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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子曰：“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忧也。”

    nbsp孔子在鲁哀公十六年的暮春，拄着拐杖站在杏坛上，望着满地落英长叹。弟子们围拢过来，见他手中竹简上写着nbsp“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”，便问：“夫子为何事忧虑？”nbsp孔子抬起布满皱纹的脸，目光掠过远方的泰山：“这四件事，是我终生的忧虑啊。”nbsp话音未落，一阵风吹过，卷起几片杏花，仿佛为这句警示添上注脚。这nbsp“四忧”nbsp如四面镜子，照见人性的短板；又如四面警钟，提醒着修行的方向nbsp——nbsp修德是立身之本，讲学是传薪之责，徙义是践行之要，改过是进步之途。从孔门弟子的践行到当代人的自省，这nbsp“四忧”nbsp始终是文明进阶的清醒剂。

    nbsp一、德之不修：品德修养的荒芜

    nbsp“德之不修”nbsp的nbsp“德”，在孔子眼中是nbsp“仁”nbsp的外显，《说文解字》“德，升也”，引申为nbsp“德行”，即内心的仁心外化为行为的准则。孔子强调nbsp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”（《论语?为政》），认为德是个人立足与社会治理的根基。“不修”nbsp并非全然无德，而是nbsp“虽有仁心，不常修养”，如《论语?阳货》“乡原，德之贼也”，乡愿看似有德，实则因不修而沦为伪善。

    nbsp孔子本人nbsp“吾日三省吾身”（《论语?学而》，曾子转述），将修德化为日常功课。他nbsp“过则勿惮改”，在周游列国时，因nbsp“见南子”nbsp遭子路质疑，便nbsp“矢之曰：‘予所否者，天厌之！天厌之！”（《论语?雍也》），以自省回应质疑；在陈绝粮时，“从者病，莫能兴”，仍nbsp“讲诵弦歌不衰”（《史记?孔子世家》），以坚韧修持品德。这种nbsp“不间断”nbsp的修德，使他nbsp“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”（《论语?为政》），达到德的至高境界。

    nbsp“德之不修”nbsp的危害，在历史中多有印证。春秋时期的晋灵公，“厚敛以雕墙，从台上弹人，而观其辟丸也”（《左传?宣公二年》），不修德而施暴政，最终被赵穿弑杀；战国时期的庞涓，因嫉妒孙膑才能而设计陷害，“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”（《史记?孙子吴起列传》），不修德而逞私怨，最终在马陵之战中兵败身亡。这些案例印证了孔子的忧虑nbsp——nbsp不修德者，虽能得逞一时，终难善终。

    nbsp修德的典范，首推颜回。他nbsp“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”（《论语?雍也》），在贫困中坚守nbsp“仁”nbsp的品德；“不迁怒，不贰过”（《论语?雍也》），以自省修德，孔子赞其nbsp“其心三月不违仁”（《论语?雍也》）。颜回的修德不是刻意做作，而是nbsp“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”（《诗经?卫风?淇奥》）的自然养成，正如《周易?乾卦》“君子进德修业，欲及时也”，修德需趁时精进。

    nbsp汉代的董仲舒，将修德与nbsp“天人感应”nbsp结合，提出nbsp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nbsp五常之道，认为nbsp“夫仁、谊、礼、知、信，五常之道，王者所当修饬也”（《举贤良对策》）。他本人nbsp“三年不窥园”，潜心修学修德，“进退容止，非礼不行”（《汉书?董仲舒传》），这种nbsp“内外兼修”nbsp使他既能nbsp“推明孔氏”，又能nbsp“为群儒首”，将修德从个人修养升华为治国理念。

    nbsp宋代的周敦颐，以nbsp“主静”nbsp修德，提出nbsp“无欲故静”（《太极图说》）。他在《通书》中说nbsp“圣，诚而已矣。诚，五常之本，百行之源也”，认为修德的核心是nbsp“诚”。周敦颐任南安军司理参军时，“有囚法不当死，转运使王逵欲深治之。逵，酷悍吏也，众莫敢争，敦颐独与之辩，不听，乃委手版归，将弃官去，曰：‘如此尚可仕乎！杀人以媚人，吾不为也。”（《宋史?周敦颐传》），以行动践行修德，这种nbsp“宁弃官不违德”nbsp的坚守，正是nbsp“修德”nbsp的真谛。

    nbsp当代社会，“德之不修”nbsp表现为功利主义对道德的侵蚀nbsp——nbsp有人为名利不择手段，如nbsp“学术造假”nbsp违背诚信之德；有人nbsp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”，缺失见义勇为之德。但也有nbsp“感动中国”nbsp人物如张桂梅，数十年如一日坚守教育岗位，以nbsp“病躯办学”nbsp修奉献之德；王顺友nbsp“马班邮路”nbsp二十年，以nbsp“送信不辍”nbsp修责任之德。这些例子证明，修德仍是当代人的精神刚需，正如孔子所言nbsp“德不孤，必有邻”（《论语?里仁》）。

    nbsp二、学之不讲：学问传承的断裂

    nbsp“学之不讲”nbsp的nbsp“学”，不仅是知识积累，更是nbsp“学道”——nbsp对仁、义、礼、智的探求；“讲”nbsp是nbsp“讲习”“传授”，如《论语?先进》“子路问：‘闻斯行诸？子曰：‘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闻斯行之？冉有问：‘闻斯行诸？子曰：‘闻斯行之。”nbsp通过问答讲习，使学问内化。“不讲”nbsp并非无知，而是nbsp“有学不传”，如《礼记?学记》“独学而无友，则孤陋而寡闻”，最终导致学问失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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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nbsp孔子nbsp“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”（《论语?述而》），将讲学视为使命。他在杏坛nbsp“以诗书礼乐教，弟子盖三千焉，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”（《史记?孔子世家》），采用nbsp“因材施教”nbsp的讲学方式：对nbsp“朽木不可雕也”nbsp的宰我，仍耐心引导；对nbsp“野人也，不如儒生”nbsp的子路，循循善诱；对nbsp“回也闻一以知十”nbsp的颜回，深入探讨。这种nbsp“有教无类”nbsp的讲学，打破了nbsp“学在官府”nbsp的垄断，使学问走向民间。

    nbsp“学之不讲”nbsp的后果，是文明的断裂。战国时期的墨家，因墨子后学nbsp“相里氏之墨，相夫氏之墨，邓陵氏之墨”（《韩非子?显学》）各执一词，不讲学交流，最终nbsp“墨离为三”，逐渐衰落；汉代的nbsp“今文经学”nbsp与nbsp“古文经学”nbsp因nbsp“各守师说，不讲融通”，导致经学分裂，“博士弟子”nbsp只能nbsp“专经学习”，难以贯通六经。这些历史教训印证了孔子的忧虑nbsp——nbsp不讲学则学问僵化，传承断裂。

    nbsp讲学的典范，莫过于稷下学宫的nbsp“百家争鸣”。战国时期的齐国稷下学宫，“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，自如邹衍、淳于髡、田骈、接予、慎到、环渊之徒七十六人，皆赐列第，为上大夫，不治而议论”（《史记?田敬仲完世家》）。学者们nbsp“讲学不辍”，孟子与淳于髡论辩nbsp“男女授受不亲”，荀子与稷下先生探讨nbsp“性恶论”，这种nbsp“讲中学，学中讲”nbsp的氛围，使稷下学宫成为nbsp“百家争鸣”nbsp的摇篮，推动了学术的繁荣。

    nbsp唐代的孔颖达，主编《五经正义》，通过nbsp“讲学论辩”nbsp统一经学。他召集nbsp“国子博士、太学博士”nbsp等学者，“共参议得失”，对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诗经》《礼记》《左传》的各家注释nbsp“详加考订，去其异端，存其正义”（《旧唐书?孔颖达传》）。在编撰过程中，孔颖达nbsp“每与诸儒论难，必据理以折之”，这种nbsp“讲学式编撰”nbsp使《五经正义》成为唐代科举的标准教材，实现了经学的系统传承。

    nbsp宋代的朱熹，在白鹿洞书院nbsp“讲学授徒”，制定《白鹿洞书院揭示》，明确nbsp“为学之序：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”，将nbsp“讲学”nbsp与nbsp“践行”nbsp结合。他nbsp“每休沐日，诸生环立，请益不倦，先生倾竭告之，略无倦色”（《朱子语类》），甚至nbsp“病中讲学不辍”，弟子记录其言论编成《朱子语类》，这种nbsp“讲学不息”nbsp使理学思想传遍天下，“自熹没，其学为世所宗，谓之程朱学派”（《宋史?朱熹传》）。

    nbsp当代的nbsp“讲学”nbsp形式虽变，精神仍在。高校的nbsp“慕课”（MOOC）让优质课程跨越地域（如北京大学《论语精读》在线课程惠及百万学习者）；社区的nbsp“百姓讲堂”nbsp将学问生活化（如北京西城区nbsp“宣南文化讲堂”nbsp讲解胡同里的历史）；网络的nbsp“知识分享”nbsp平台（如知乎、得到）使nbsp“讲学”nbsp突破时空。这些实践证明，“讲学”nbsp仍是知识传播、思想交流的重要方式，正如孔子所言nbsp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”（《论语?学而》），讲学的快乐古今相通。

    nbsp三、闻义不能徙：道义践行的怯弱

    nbsp“闻义不能徙”nbsp的nbsp“义”，是nbsp“适宜”“应当”，《说文解字》“义，己之威仪也”，引申为符合道德的行为；“徙”nbsp是nbsp“迁移”“践行”，即nbsp“见义而迁，如向义而行”（《周易?益卦》“君子以见善则迁，有过则改”）。孔子强调nbsp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（《论语?里仁》），“闻义不能徙”nbsp是知义而不行，如nbsp“见义不为，无勇也”（《论语?为政》），因怯弱或私利放弃道义。

    nbsp孔子本人nbsp“见义必徙”，周游列国时nbsp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（《论语?宪问》），明知推行仁道艰难，仍nbsp“累累若丧家之狗”nbsp而不改其志（《史记?孔子世家》）。在蒲地，“蒲人止孔子”，以nbsp“盟而后出”nbsp相逼，孔子nbsp“与之盟”，但nbsp“出郭门，孔子曰：‘要盟也，神不听。遂去卫”（《孔子家语?困誓》），认为nbsp“要盟（强迫的盟约）非义”，毅然违背，这种nbsp“徙义”nbsp的果敢，展现了对道义的坚守。

    nbsp“闻义不能徙”nbsp的危害，在历史中触目惊心。春秋时期的晋灵公大夫赵盾，“骤谏”nbsp灵公施暴而不听，却nbsp“未出境而返”，既知nbsp“谏是义”nbsp却nbsp“不彻底抗争”，最终灵公被杀，赵盾虽未动手，《春秋》仍书nbsp“赵盾弑其君”，因其nbsp“闻义不能徙”（《左传?宣公二年》）；南宋的秦桧，明知nbsp“抗金是义”nbsp却nbsp“主和”，以nbsp“莫须有”nbsp罪名杀害岳飞，因私利放弃大义，沦为千古罪人，印证了nbsp“徙义”nbsp的重要性nbsp——nbsp义是行为的底线，失守则沦为不义。

    nbsp“闻义能徙”nbsp的典范，首推子路。他nbsp“好勇力，志伉直”（《史记?仲尼弟子列传》），却在孔子教导下领悟nbsp“君子义以为上”（《论语?阳货》）。在卫国nbsp“蒯聩之乱”nbsp中，子路本已逃离，却因nbsp“食其食者不避其难”nbsp返回，战斗中nbsp“冠缨绝”，仍说nbsp“君子死，冠不免”，“结缨而死”（《左传?哀公十五年》），以生命践行nbsp“忠义”，孔子闻之nbsp“哭之恸”，说nbsp“自吾有由，恶言不闻于耳”（《史记?仲尼弟子列传》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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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nbsp汉代的苏武，“闻义能徙”nbsp于匈奴十九年。他奉命出使匈奴，因nbsp“虞常谋反”nbsp受牵连，单于nbsp“欲降之”，以nbsp“幽武，置大窖中，绝不饮食”nbsp相逼，苏武nbsp“啮雪与旃毛并咽之，数日不死”；又nbsp“徙武北海上无人处，使牧羝，羝乳乃得归”，苏武nbsp“杖汉节牧羊，卧起操持，节旄尽落”（《汉书?苏武传》），始终坚守nbsp“忠君爱国”nbsp之义，这种nbsp“徙义”nbsp的坚韧，使他成为nbsp“民族气节”nbsp的象征。

    nbsp宋代的文天祥，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（《过零丁洋》），是nbsp“闻义能徙”nbsp的绝唱。元军南下时，他nbsp“毁家纾难”，组织义军抗元，兵败被俘后，元世祖nbsp“以宰相相许”nbsp劝降，文天祥答nbsp“天祥为宋状元宰相，宋亡，惟可死，不可生”（《宋史?文天祥传》），在狱中写下《正气歌》，列举nbsp“在齐太史简，在晋董狐笔”nbsp等坚守道义的例子，最终nbsp“临刑殊从容”，践行了nbsp“舍生取义”nbsp的誓言。

    nbsp当代的nbsp“闻义能徙”，表现为平凡人的勇敢：消防员nbsp“逆行火场”nbsp救人（如四川凉山森林火灾中牺牲的消防员），是nbsp“勇义”；医生nbsp“驰援疫区”nbsp抗疫（如钟南山nbsp84nbsp岁奔赴武汉），是nbsp“医义”；普通人nbsp“见义勇为”（如杭州nbsp“最美妈妈”nbsp吴菊萍徒手接住坠楼女童），是nbsp“侠义”。这些行为证明，“徙义”nbsp不必惊天动地，只需在关键时刻nbsp“挺身而出”，正如孟子所言nbsp“生，亦我所欲也；义，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”（《孟子?告子上》），道义的价值超越生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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