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49章 君子不陷：仁与智的辩证[1/2页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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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宰我问曰：“仁者，虽告之曰：‘井有仁焉。其从之也？”子曰：“何为其然也？君子可逝也，不可陷也；可欺也，不可罔也。”

    nbsp暮春的曲阜杏坛，弟子们围坐听孔子讲学，阳光透过杏林洒下斑驳的光影。宰我忽然起身，带着几分诘问的语气：“夫子常言仁者爱人，若有人告知仁者‘井里有仁人，他会跳下去救人吗？”nbsp话音刚落，弟子们纷纷侧目，有的面露困惑，有的若有所思。子路急道：“仁者当见义勇为，岂有见死不救之理？”nbsp颜回则沉吟：“君子行事，当思其可，盲目赴险恐非仁道。”nbsp孔子放下手中的竹简，目光沉静地看着宰我：“为何会这样呢？君子可以前往察看，却不可陷入井中；可以被欺骗，却不可被愚弄。”nbsp这段对话如同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，在两千多年的思想长河中激起层层涟漪，揭示了仁与智的深层辩证nbsp——nbsp真正的仁爱，从来不是盲目的牺牲，而是兼具悲悯之心与清明之智。

    nbsp一、井中之问：宰我命题的深意

    nbsp宰我的提问，看似刁钻，实则触及了儒家仁学的核心难题：仁爱是否意味着无条件的付出？这种极端情境的假设，并非空穴来风，而是对现实中nbsp“愚仁”nbsp现象的反思。春秋时期，卫国大夫公子开方，为表对齐桓公的忠诚，十五年不回家乡，连父母去世都不奔丧，管仲评价其nbsp“倍亲以适君，非人情，不可近”，后来果然与易牙、竖刁作乱，可见伪善的nbsp“仁”nbsp往往披着道德的外衣。鲁国的沈犹氏，每逢祭祀便抬高羊价，甚至nbsp“朝饮其羊”（早上给羊灌水增加重量），却在孔子任大司寇时nbsp“不敢朝饮其羊”，这种前后变化印证了nbsp“仁”nbsp若缺乏智慧约束，便易沦为投机工具。

    nbsp“井”nbsp在古代文化中具有多重象征意义。《周易?井卦》言nbsp“改邑不改井，无丧无得，往来井井”，井是聚居的核心，《诗经?小雅?白华》“滮池北流，浸彼稻田。啸歌伤怀，念彼硕人”nbsp以井象征家园；却也暗藏危险nbsp——《周易?井卦》“井渫不食，为我心恻；可用汲，王明，并受其福”，清澈的井水无人饮用是可惜，而《荀子?荣辱》“短绠不可以汲深井之泉”nbsp则喻示井的深险。宰我以nbsp“井”nbsp为喻，将仁爱置于生死考验的绝境，实则是要区分nbsp“真仁”nbsp与nbsp“愚仁”：前者如nbsp“见义不为，无勇也”nbsp的担当，后者似nbsp“匹夫匹妇之为谅”nbsp的盲从。

    nbsp孔子的回应nbsp“何为其然也”，首先否定了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。他曾与子贡讨论nbsp“博施于民而能济众”nbsp是否为仁，孔子答nbsp“何事于仁，必也圣乎”，可见仁有层次，非必以死相搏。《礼记?檀弓》记载，孔子路过泰山，见妇人哭于墓前，使子路问之，妇人曰nbsp“昔者吾舅死于虎，吾夫又死焉，今吾子又死焉”，子路问nbsp“何不去也”，曰nbsp“无苛政”，孔子感叹nbsp“苛政猛于虎也”。他既同情妇人的遭遇，却未劝其留在虎患之地，而是暗含对苛政的批判nbsp——nbsp这正是nbsp“可逝也，不可陷也”nbsp的实践：前往体察民情（逝），却不认同以生命承受暴政（不陷）。

    nbsp宰我的提问或许还隐含对nbsp“仁”nbsp的实践性怀疑。当时墨家主张nbsp“兼爱”，提倡nbsp“赴火蹈刃，死不旋踵”，《墨子?兼爱中》“爱人若爱其身”，这种极端利他主义在战国初期颇为流行。宰我作为孔门中善辩的弟子，曾因nbsp“三年之丧”nbsp的争议被孔子批评nbsp“不仁”：宰我认为nbsp“三年之丧，期已久矣。君子三年不为礼，礼必坏；三年不为乐，乐必崩”，主张一年即可。孔子反问nbsp“食夫稻，衣夫锦，于女安乎”，宰我答nbsp“安”，孔子叹nbsp“汝安则为之”。这段争论实则展现了宰我注重仁的现实可行性，他问nbsp“井有仁焉”，可能是在质疑墨家式的盲目牺牲，寻求儒家仁学的理性根基nbsp——nbsp这恰如苏格拉底的nbsp“产婆术”，通过诘问逼近真理。

    nbsp汉代的董仲舒在《春秋繁露?必仁且智》中解读：“宰我以井为险，问仁是否必陷，夫子以‘不可陷明仁之有智也。仁而不智，则爱而不别也；智而不仁，则知而不为也。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，智者所以除其害也。”nbsp这种解读揭示了宰我命题的深意：仁与智如同车之两轮，缺一不可，没有智慧的仁爱，终将沦为灾难。

    nbsp二、可逝也：仁者的担当之勇

    nbsp“可逝也”nbsp三字，彰显了儒家对担当的重视nbsp在《说文解字》中为nbsp“往也”，并非赴死，而是nbsp“前往察看”nbsp的行动，体现仁者nbsp“见危授命”nbsp的勇气。孔子周游列国时，在匡地被误认为阳虎而遭围困，弟子们皆惧，孔子却说nbsp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；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”nbsp这种临危不乱的担当，正是nbsp“可逝也”nbsp的生动诠释nbsp——nbsp明知有险，仍前往践行道义。《孔子家语》记载，当时子路操戈欲战，孔子止之曰nbsp“吾与汝俱歌”，弦歌不辍，匡人感其德而解围，可见nbsp“逝”nbsp的勇气需配以从容的智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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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nbsp春秋时期的郑国大夫子产，堪称nbsp“可逝也”nbsp的典范。郑简公时，公子嘉（子孔）专权，“作盟书，约卿大夫毋得相违”，子产虽为大夫，却不惧权贵，前往宫中当面斥责其nbsp“作封洫，立谤政，将以靖国，而不免于难，不亦惑乎”，最终迫使公子嘉焚毁盟书。后来子产推行nbsp“丘赋”nbsp改革（按田亩征税），遭到国人辱骂nbsp“其父死于路，己为虿尾（毒蝎尾巴），以令于国，国将若之何”，他仍坚持nbsp“苟利社稷，死生以之”，亲自巡查各地，“伍田畴，量入修赋”，确保改革公平。子产的nbsp“逝”，不是鲁莽的冲撞，而是基于对郑国国情的深刻洞察nbsp——nbsp他深知nbsp“大决所犯，伤人必多，吾不克救也；不如小决使道，不如吾闻而药之也”，通过渐进改革化解矛盾，正如孔子评价nbsp“有君子之道四焉：其行己也恭，其事上也敬，其养民也惠，其使民也义”。

    nbsp西汉的苏武，在匈奴十九年持节不屈，展现了nbsp“可逝也”nbsp的极致。汉武帝天汉元年，苏武以中郎将持节出使匈奴，因副使张胜参与虞常谋反，苏武被扣留。匈奴单于派卫律劝降，卫律举剑拟杀苏武，苏武nbsp“引颈受剑”，卫律惊而止之；单于又将其幽禁大窖，“绝不饮食”，苏武nbsp“啮雪与旃毛并咽之”，数日不死；后徙北海（贝加尔湖）牧羊，“羝乳乃得归”（公羊产乳才放归），他仍nbsp“杖汉节牧羊，卧起操持，节旄尽落”。这种nbsp“逝”nbsp于绝境的坚守，不是愚忠，而是对nbsp“汉使”nbsp身份的清醒认知nbsp——nbsp他知道自己的使命是维护汉匈和平，而非无谓牺牲。苏武最终在始元六年归汉，须发尽白却初心不改，昭帝命其nbsp“奉一太牢谒武帝园庙”，这种nbsp“逝”nbsp的担当，换来了民族尊严的维护。

    nbsp唐代的狄仁杰，在来俊臣诬陷下入狱，面对nbsp“认罪可免死”nbsp的诱惑，他假意认罪却暗中写下冤状，藏于绵衣中，让儿子狄光远呈给武则天，“则天览之恻然，乃召见仁杰，谓曰‘卿承反何也？对曰‘向若不承反，已死于鞭笞矣”，最终平反昭雪。这种nbsp“逝”nbsp入险境却留有后手的智慧，打破了nbsp“要么赴死要么屈节”nbsp的二元对立，展现了儒家nbsp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”nbsp的灵活性。狄仁杰后来复任宰相，推动武则天还政李唐，他对武则天说nbsp“文皇帝栉风沐雨，亲冒锋镝，以定天下，传之子孙。大帝以二子托陛下。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，无乃非天意乎！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？陛下立子，则千秋万岁后，配食太庙，承继无穷；立侄，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”，可见nbsp“可逝也”nbsp的最终目的，是为了实现更大的仁道。

    nbsp宋代的包拯，在弹劾权贵时展现nbsp“可逝”nbsp的勇气。他弹劾张尧佐（宋仁宗宠妃张氏之叔）任三司使，认为其nbsp“凡庸之人，只因宠私，骤居要职”，连续三次上书，甚至在朝堂上与仁宗争执，“反复数百言，音吐愤激，唾溅帝面”，最终迫使张尧佐辞职。包拯的nbsp“逝”，不是匹夫之勇，而是基于对nbsp“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”nbsp的坚守，他知开封府时nbsp“立朝刚毅，贵戚宦官为之敛手，闻者皆惮之”，却也制定nbsp“包待制知开封府，人莫敢犯，京师为之语曰：关节不到，有阎罗包老”nbsp的制度，以智慧保障担当的成效。

    nbsp这些历史案例表明，“可逝也”nbsp的nbsp“逝”，是基于道义的主动选择：它不是盲目的冒险，而是对nbsp“仁”nbsp的践行；不是无谓的牺牲，而是对责任的担当。正如孔子所言nbsp“志士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”，这里的nbsp“杀身成仁”，是在绝境中对仁的坚守，而非主动跳入nbsp“井中”nbsp的愚行。

    nbsp三、不可陷也：智者的明辨之慧

    nbsp“不可陷也”，是孔子对仁的重要限定nbsp——nbsp真正的仁者，懂得保护自己以持续践行仁道，而非陷入无法自拔的绝境。战国时期的孟子，曾对齐宣王说nbsp“若夫为不善，非才之罪也。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羞恶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”，强调仁需要智慧的引导，否则便会nbsp“陷溺其心nbsp字本义为nbsp“坠入陷阱”，《说文解字》“陷，高下也”，引申为陷入困境，孔子用nbsp“不可陷”nbsp警示弟子：仁爱若失去理智的约束，终将沦为灾难。

    nbsp春秋时期的宋襄公，便是nbsp“陷而不悟”nbsp的反面教材。泓水之战（前nbsp638nbsp年）中，楚军渡河时，公子目夷建议nbsp“彼众我寡，及其未济击之”，宋襄公却坚持nbsp“君子不重伤（不伤害受伤者），不禽二毛（不俘虏年老士兵）”，等楚军列阵完毕才开战。战斗中，宋襄公亲率军冲锋，被楚军射中大腿，大败而归，次年因伤重去世。他所谓的nbsp“仁”，是脱离实际的迂腐，《左传》批评nbsp“宋公迂也。君子不困人于厄，不鼓不成列”nbsp是nbsp“不知战”，孔子虽未直接评价，却通过nbsp“礼与其奢也，宁俭；丧与其易也，宁戚”nbsp暗示：形式化的nbsp“仁”，恰是对仁的背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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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nbsp汉代的晁错，主张nbsp“削藩”nbsp以加强中央集权，其志可嘉，却缺乏nbsp“不可陷”nbsp的智慧。他未充分考虑诸侯势力的强大，景帝前元三年（前nbsp154nbsp年），晁错nbsp“请诸侯之罪过，削其支郡”，先削楚东海郡、赵常山郡、胶西六县，引发吴王刘濞联合六国以nbsp“诛晁错，清君侧”nbsp为名叛乱（七国之乱）。晁错此时仍未意识到危险，反而建议景帝亲征，自己留守长安，袁盎趁机进言nbsp“方今计独斩晁错，发使赦吴楚七国，复其故削地，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”，最终晁错被nbsp“衣朝衣斩东市”。司马迁评价nbsp“晁错为家令时，数言事不用；后擅权，多所变更。诸侯发难，不急匡救，欲报私仇，反以亡躯”，可见缺乏智慧的nbsp“仁政”，不仅无法成事，反而危及自身，更谈不上践行仁道。

    nbsp明代的王阳明，在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时展现nbsp“不可陷”nbsp的智慧。正德十四年（1519nbsp年），朱宸濠在南昌起兵谋反，王阳明时任南赣巡抚，兵力不足，却沉着应对：先伪造朝廷檄文，称nbsp“边兵十万旦夕至”，迷惑朱宸濠；又释放被俘的朱宸濠部下，让其散布nbsp“官军四合”nbsp的谣言，拖延其进军速度。当朱宸濠察觉中计，率军东下欲攻安庆时，王阳明不去救援安庆（避免陷入敌军预设战场），反而直捣南昌（朱宸濠老巢），迫使朱宸濠回援，最终在鄱阳湖大败叛军，生擒朱宸濠。王阳明的智慧在于：他深知nbsp“不可陷”nbsp不是逃避，而是通过灵活战术创造有利局面，以最小代价实现平叛（仁）的目标。

    nbsp这些案例印证了nbsp“不可陷也”nbsp的深意：真正的仁者，既能nbsp“见义而为”，又能nbsp“量力而行”；既能坚守原则，又能灵活变通。正如孟子所言nbsp“仁之实，事亲是也；义之实，从兄是也；智之实，知斯二者弗去是也”，智的作用，正在于守护仁与义不被扭曲。

    nbsp四、可欺也：仁者的宽容之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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