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48章 觚哉：名实之间的千年叩问[1/2页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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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子曰：“觚不觚，觚哉！觚哉！”

    nbsp孔子在鲁国太庙见到一只变形的觚，那青铜酒器的棱角被磨得圆润，腹部的饕餮纹残缺不全，原本四道象征四方的扉棱只剩下模糊的凸起，早已失去古礼规定的形制。他轻抚着斑驳的铜锈，指腹划过被刻意磨平的棱角，连声感叹：“觚不觚，觚哉！觚哉！”nbsp这声叹息穿越两千五百年的风雨，至今仍在历史长廊中回响nbsp——nbsp它不仅是对一件器物的惋惜，更是对名实错位的忧虑，对社会秩序崩坏的痛心。从商周青铜礼器到当代社会的制度规范，“觚之为觚”nbsp的命题始终缠绕着人类文明：当事物的名称与实质脱节，当形式与内涵背离，我们该如何找回那失落的nbsp“觚”？

    nbsp一、觚之为觚：青铜铸就的礼制密码

    nbsp商周时期的觚，绝非普通的饮酒器具，而是礼制大厦的一块基石。考古发现的商代晚期青铜觚，多为喇叭口、细腰、高圈足，腹部常有四道扉棱，纹饰以饕餮、夔龙为主，通高约三十厘米，容量约两升。这种严格的形制并非工匠的随意设计，而是《周礼?考工记》“审曲面势，以饬五材，以辨民器”nbsp的具体实践nbsp——nbsp每一寸弧度都对应着尊卑等级，每一道纹饰都承载着宗教伦理。

    nbsp殷墟妇好墓出土的nbsp“妇好觚”，通高nbsp36.5nbsp厘米，口径nbsp16.8nbsp厘米，器身修长，腹部饰有三组饕餮纹，每组以扉棱分隔，圈足饰有相对的夔龙纹。器内底部铸有nbsp“妇好”nbsp二字铭文，证明它是商王武丁为王后所作的礼器。祭祀时，商王执觚献酒，酒液沿喇叭口缓缓注入祭器，象征着人神之间的沟通，而觚的容量恰好是nbsp“一升曰爵，二升曰觚”nbsp的标准，确保祭祀时nbsp“牺牲不成，粢盛不絜，不敢以祭”。考古学家发现，这只觚的内壁有明显的使用痕迹，说明它并非摆设，而是真正用于祭祀的礼器nbsp——nbsp这种nbsp“器以载道”nbsp的传统，使觚成为nbsp“名实相符”nbsp的最初象征。

    nbsp西周时期，觚的形制被纳入更严密的礼乐体系。《礼记?礼器》规定nbsp“宗庙之祭，贵者献以爵，贱者献以散；尊者举觯，卑者举角”，觚作为中等贵族使用的礼器，其尺寸、纹饰必须与使用者的爵位匹配。陕西扶风出土的nbsp“墙盘觚”，纹饰已从商代的饕餮纹简化为窃曲纹，扉棱变矮，通高降至nbsp25nbsp厘米，这正是西周中期nbsp“礼从宜，使从俗”nbsp的体现。但即便简化，仍保持nbsp“上圆下方”nbsp的基本形制nbsp——nbsp喇叭口象征天圆，圈足象征地方，暗合nbsp“天圆地方”nbsp的宇宙观，说明形制可变，但其承载的nbsp“名”nbsp与nbsp“实”nbsp的对应关系不可破。

    nbsp春秋早期的nbsp“子仲姜觚”，现藏上海博物馆，器身修长如商代旧制，颈部饰有蕉叶纹，腹部为兽面纹，圈足有透雕蟠螭纹，纹饰繁密仍恪守古制。但到春秋晚期，山东沂水出土的nbsp“邾公华觚”nbsp已面目全非：圈足变高近十厘米，腹部加粗，甚至出现了带柄的异形觚，原本象征等级的扉棱被完全磨平。考古学家通过纹饰断代发现，这只觚的使用年代恰与孔子同时，正是他所见nbsp“觚不觚”nbsp的实物例证。器物的变形背后，是周礼体系的松动：当诸侯僭用天子之礼，大夫冒用诸侯之器，觚的形制自然失去了规范nbsp——nbsp它不再是等级秩序的象征，而成了权贵炫耀的工具，“名”nbsp存nbsp“实”nbsp亡的悲剧由此上演。

    nbsp孔子对nbsp“觚不觚”nbsp的敏感，源于他对nbsp“名”nbsp的重视。在《论语?子路》中，他明确提出nbsp“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，事不成则礼乐不兴，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，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”。在他看来，“名”nbsp是社会秩序的基石，正如觚的形制是礼制的体现，一旦nbsp“名实背离”，整个文明体系都会崩塌。他晚年删订《春秋》，通过nbsp“郑伯克段于鄢”“天王狩于河阳”nbsp等nbsp“微言大义”，正是要nbsp“正名”——nbsp让事物的名称与其本质相符，让社会秩序回归正轨。汉代董仲舒曾解释：“《春秋》辨物之理，以正其名。名物如其真，不失秋毫之末。”

    nbsp二、不觚之叹：乱世中的名实错位

    nbsp春秋时期的nbsp“觚不觚”，绝非孤立的器物变形，而是整个社会nbsp“名实错位”nbsp的缩影。《左传》记载的nbsp“季氏八佾舞于庭”——nbsp按礼天子用八佾（六十四人），诸侯六佾，大夫四佾，季氏作为大夫却用八佾；“三家者以《雍》彻”——《雍》是天子祭祀后撤祭器时唱的诗，孟孙、叔孙、季孙三家大夫祭祀时却擅自使用，这些与变形的觚如出一辙，都是在下者冒用在上者的礼制，导致nbsp“名”nbsp与nbsp“实”nbsp的割裂。

    nbsp政治领域的nbsp“不觚”nbsp最为刺眼。齐桓公nbsp“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”nbsp本是霸主，却在葵丘之会（前nbsp651nbsp年）“欲封泰山，禅梁父”，冒用天子祭祀之礼。管仲以nbsp“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，七十二家，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。皆受命然后得封禅”nbsp苦苦劝阻，列举伏羲、神农等受命帝王的先例，才勉强阻止。晋文公更在践土之盟（前nbsp632nbsp年）召周天子赴会，《春秋》为nbsp“正名”，不得不书nbsp“天王狩于河阳”——nbsp明明是诸侯召见天子，却硬说是天子狩猎，这种nbsp“为尊者讳”nbsp恰恰暴露了nbsp“名实不符”nbsp的尴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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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nbsp列国的官制变革同样体现nbsp“不觚”。西周的nbsp“卿、大夫、士”nbsp等级分明，春秋时却出现nbsp“陪臣执国命”nbsp的现象：鲁国的阳虎本是季孙氏家臣，公元前nbsp502nbsp年囚禁主人季桓子，执掌国政达三年；晋国的六卿（韩、赵、魏、智、范、中行）架空公室，公元前nbsp453nbsp年韩赵魏三家分晋，最终瓜分晋国。这些家臣、大夫的官职（名）与其实际权力（实）完全背离，正如变形的觚nbsp——nbsp名为nbsp“觚”，实则早已不是觚。

    nbsp经济领域的nbsp“不觚”nbsp体现在赋税制度。西周的nbsp“井田制”nbsp规定nbsp“方里而井，井九百亩，其中为公田。八家皆私百亩，同养公田”，到春秋时，鲁国宣公十五年（前nbsp594nbsp年）“初税亩”，不分公田私田一律收税；齐国管仲nbsp“相地而衰征”，按土地肥瘠收税，实质都是承认土地私有，却仍保留nbsp“井田”nbsp之名，形成nbsp“名存实亡”nbsp的局面。《公羊传》批评nbsp“初税亩”nbsp时所说nbsp“始履亩而税也。何讥尔？讥始履亩而税也。古者什一而藉，古者曷为什一而藉？什一者，天下之中正也”，正是对这种nbsp“不觚”nbsp的谴责。

    nbsp伦理层面的nbsp“不觚”nbsp更触目惊心。《礼记?檀弓》记载，春秋时有个叫nbsp“黔娄”nbsp的人去世，其妻按照他的遗愿nbsp“不封不树”（不堆坟头不种树），却有人指责nbsp“夫鲁有初，公仪仲子之丧，舍其孙而立其子，孔子曰‘何哉，不使其子主之而使其孙主之”，可见连丧礼这种最私人的伦理行为，都出现了nbsp“名实不符”nbsp的混乱。更有甚者，卫宣公为娶儿媳宣姜而筑新台，《诗经?邶风?新台》讽刺nbsp“新台有泚，河水弥弥。燕婉之求，籧篨不鲜”，直指nbsp“父娶子妻”nbsp的名实颠倒。

    nbsp面对这种全面的nbsp“不觚”，不同学派提出了不同的应对之道。道家主张nbsp“绝圣弃智”，认为nbsp“名”nbsp本身就是束缚，《老子》“名可名，非常名”，要回归自然本真；墨家强调nbsp“兼爱”“非攻”，试图用实用主义打破等级虚名，《墨子?小取》“以名举实，以辞抒意，以说出故”，注重名实的对应；法家则干脆nbsp“不别亲疏，不殊贵贱，一断于法”，以法律取代礼制，《韩非子?定法》“因任而授官，循名而责实”。而孔子选择的是nbsp“正名”——nbsp通过恢复nbsp“名”nbsp与nbsp“实”nbsp的对应，重建社会秩序，这正是他周游列国宣扬nbsp“仁”“礼”nbsp的深层动因。

    nbsp三、循名责实：历史中的纠偏之路

    nbsp“觚不觚”nbsp的困境，并非春秋独有，而是贯穿中国历史的永恒命题。每当社会出现nbsp“名实错位”，总会有智者站出来nbsp“循名责实”，试图将变形的nbsp“觚”nbsp重新塑回应有的形制。从战国的商鞅变法到汉代的nbsp“春秋决狱”，从唐代的《唐律疏议》到明代的张居正改革，本质上都是对nbsp“不觚”nbsp的纠正，是nbsp“正名”nbsp传统的延续。

    nbsp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，是nbsp“循名责实”nbsp的激进实践。他在秦国推行nbsp“军功爵制”，规定nbsp“斩一首者爵一级，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；斩二首者爵二级，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”，将爵位（名）与军功（实）严格挂钩，彻底打破西周以来的nbsp“世卿世禄”nbsp制。史书载，秦军士兵nbsp“捐甲徒裼以趋敌，左挈人头，右挟生虏”，正是这种nbsp“以实定名”nbsp的激励效果。他还设立nbsp“告奸”nbsp制度，“不告奸者腰斩，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，匿奸者与降敌同罚”，确保法律条文（名）与执行（实）一致。司马迁评价商鞅nbsp“行之十年，秦民大说，道不拾遗，山无盗贼，家给人足”，可见nbsp“循名责实”nbsp的成效。

    nbsp但商鞅的nbsp“正名”nbsp过于刚性，只重nbsp“实”nbsp而轻nbsp“名”nbsp的教化功能。他统一度量衡时，只规定nbsp“度、量、衡”nbsp的标准nbsp——“一尺约合nbsp23.1nbsp厘米，一升约合nbsp202nbsp毫升”，却忽视了其背后的礼制内涵，甚至nbsp“燔诗书而明法令”，焚烧儒家典籍。赵良曾劝他nbsp“恃德者昌，恃力者亡”，商鞅不听，最终被车裂，印证了nbsp“正名”nbsp不能仅靠强制，还需兼顾nbsp“名”nbsp的象征意义，正如觚的形制既要规范，也要保留其承载的文化记忆。

    nbsp汉代的nbsp“春秋决狱”，开创了nbsp“以名正实”nbsp的司法传统。董仲舒提出nbsp“《春秋》之听狱也，必本其事而原其志”，即根据行为的动机（名）与结果（实）来定罪。《太平御览》记载一案例：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，丙以佩刀刺乙，甲即以杖击丙，误伤乙，按律甲应处死刑。董仲舒却以《春秋》“父为子隐”nbsp为由，认为甲nbsp“非律所谓殴父也”——nbsp甲的动机是救父而非伤父，“名”（动机）为nbsp“救”，故nbsp“实”（定罪）不应为nbsp“殴父”，最终判甲无罪。这种nbsp“原心定罪”，通过《春秋》的nbsp“大义”（名）来纠正法律条文（实）的僵化，体现了nbsp“名”nbsp对nbsp“实”nbsp的引导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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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nbsp唐代的《唐律疏议》，是nbsp“名实相符”nbsp的制度巅峰。这部法典开篇即nbsp“名例律”，明确nbsp“名者，五刑之罪名；例者，五刑之体例”，将nbsp“名”nbsp的定义与nbsp“实”nbsp的量刑严格对应。如对nbsp“谋反”nbsp的定义：“谓谋危社稷”，解释为nbsp“王者居宸极之至尊，奉上天之宝命，同二仪之覆载，作兆庶之父母。为子为臣，惟忠惟孝。乃敢包藏凶慝，规反天常，悖逆人理，故曰谋反”，从nbsp“名”nbsp的内涵到nbsp“实”nbsp的惩处（凌迟）都规定得清清楚楚。更可贵的是，它还设nbsp“诸断罪而无正条，其应出罪者，则举重以明轻；其应入罪者，则举轻以明重”nbsp的原则，通过类比确保nbsp“名实相符”nbsp无死角，形成nbsp“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法者定名，刑者正实”nbsp的体系。

    nbsp宋代的程朱理学，则从哲学层面nbsp“正名”。朱熹提出nbsp“理一分殊”，认为nbsp“万物皆有此理，理皆同出一原，但所居之位不同，则其理之用不一”，正如觚有觚之理，爵有爵之理，“名”nbsp是nbsp“理”nbsp的体现，“实”nbsp是nbsp“理”nbsp的落实。他编订《家礼》，规范nbsp“冠婚丧祭”nbsp的礼仪，甚至细化到nbsp“深衣”nbsp的尺寸nbsp“袂之长短，举之及肘；袷之高下，及腰而已”、“丧服”nbsp的布料nbsp“斩衰用粗麻布，齐衰用稍细麻布”。他说nbsp“礼即理也”，试图通过nbsp“正”nbsp日常生活之nbsp“名”，来涵养人心之nbsp“实”，这是对孔子nbsp“觚不觚”nbsp之叹的哲学回应。

    nbsp明代的张居正改革，以nbsp“考成法”nbsp践行nbsp“循名责实”。他规定nbsp“凡六部、都察院遇各章奏，或题奉明旨，或覆奉钦依，转行各该衙门，俱先酌量道里远近，事情缓急，立定程期，置立文簿存照，每月终注销”，即对官员的职责（名）与政绩（实）进行量化考核。如规定nbsp“河道修治须三月完工，逾期未竣者，巡抚罚俸三月”。他还设立nbsp“随事考成”nbsp制度，“月有考，岁有稽”，使nbsp“名实不相符者，查参究治”。这种制度设计，直指明代官场nbsp“因循苟且”“名实背离”nbsp的积弊nbsp——nbsp如官员nbsp“报喜不报忧”，水灾只报nbsp“淹没田亩十之三”，实则过半；征税只报nbsp“已征八成”，实则不足六成。张居正的改革正如将变形的觚重新校准，短期内使明朝出现nbsp“太仓粟可支十年，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”nbsp的中兴气象。

    nbsp这些历史实践表明，“正名”nbsp不是复古守旧，而是根据时代需要调整nbsp“名”nbsp与nbsp“实”nbsp的关系：有时需要nbsp“以名正实”（如董仲舒），用理念引导实践；有时需要nbsp“以实正名”（如商鞅），用实践修正理念；更多时候则是nbsp“名实互证”（如《唐律疏议》），使二者动态平衡。这种平衡的智慧，正是中华文明应对nbsp“不觚”nbsp困境的核心方案。

    nbsp四、形制之变与精神之守：器物演变中的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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